公共治理就是組織、構建、發展人類社會與文明的社會實踐，公共治理就是文明的治理。文化在治理中的作用顯然隱晦但卻深遠。簡而言之，文化在人類社會公共治理中起到了三個最為核心的作用。

新華社資料圖

構建社會價值

任何人類行為無論是個體行為還是公共行為，都具有明顯的目的性和價值屬性，也就是這一行為是有利于個體或者有利于社會？是正義的還是非正義的？當然，在大量的日常生活中，人們可能不會一一分辨所有行為的內在價值，如正常的飲食起居和社交娛樂，然而這并不是說其不具有價值意義，而是其具有天然質樸的隱含正向價值被意識所默認。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人類正常的飲食交際休息，顯然無論對于個體的生存發展還是社會的發展都有著積極作用，這就是天然的正當性。所以，儒家的儒字構成就是人之需，孔子言，“飲食男女”，告子言“食色性也”，都是指人的基本需求和生活行為的天然正當性。當個體參與到更宏大的經濟社會活動中去，就更具有了社會正當性價值，例如參與到生產中去，可以為社會中的其他個體提供物質產品，參與到科研創造中，可以更好地提高社會的技術能力，參與到公共治理中可以提高社會的運作水平。因此，人類在社會中的任何行為都有其內在的價值標度。那么，由什么來構建人類行為的價值標度從而引導和鼓勵人類參與到有利于個體自由發展和人類群體進步的行為中呢？這就是文化。

對人類而言，通過社群文化形成了什么是對的、什么是好的、應該怎樣做的行為價值標度，從而形成了對個體和社會行為的潛在引導。當然一個行為是好還是壞的社會價值屬性，很可能是生物性、社會性和歷史性因素共同形成的。然而，社會文化一旦形成，就可以以言傳身教或者默認習俗的方式迅速地擴散和代際傳播，最終在更大的層面形成穩固的文化體系，從而形成對社會普遍行為的價值標度場和行為導向系統。

塑造社會精神

文化在形成遍布社會的抽象的價值標度體系后，進一步在個體和群體的意識層面影響人群的精神面貌和狀態，從而塑造普遍的個體和群體的社會精神。與社會價值相比，社會精神更具有個體和群體的運動特質和情緒色彩。也就是說，文化形成的社會價值更多是靜態的、長期的、緩慢的，如助人利他被塑造為正向的社會價值后，就會在文化體系中沉淀下來。然而，社會精神則更多是短期的、運動的和情緒化的。社會精神是大量個體精神的群體匯合，其體現的是當前社會中人群所具有的社會行為傾向以及個體和群體意識的普遍活躍狀態，從而進一步影響個體和群體的行為。

正因為社會精神主要由社會中存在的主流人群的精神面貌和意識狀態所反映和構成，因此，社會精神與社會價值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和辯證互動的關系。長期來看，社會精神與社會價值應該是符合的；短期來看，社會精神卻常常出現與社會價值的背離。歸根結底，社會價值更多的是歷史形成的文化積淀，而社會精神是現世行為的意識反映。例如，幾乎所有的文化都會將勤勞、勇敢、崇尚美德作為社會價值，然而，現世的人們卻往往由于經濟社會發展的狀態而改變自身的認知，從而形成對社會價值體系的叛逆與背離。例如在古希臘末期流行的犬儒主義，在古羅馬中后期流行的享樂主義，以及中華歷代王朝末期中上層對享樂和奢侈的普遍追求。這都是短期社會精神與長期社會價值的背離。

因此，社會價值是長期穩固的社會文化，而社會精神是相對短期的變動中的社會文化。也正因為社會精神的短期性與情緒性，其可以被積極地引導或者破壞。負面的社會精神如同個體的抑郁狀態一樣能夠迅速地在人群中相互傳播，而正向的社會精神同樣也可以相互激勵而壯大。并且，負面的和正面的社會精神往往也會相互轉化，尤其是個體和群體在高昂的情緒后很容易滑向低落的狀態。這就意味著在引導和構建積極的社會精神時，要采用更加穩健和潛移默化的形態，而減少反復地鼓動和強迫接受。

文化對群體社會精神的塑造還有助于形成族群認同，這對于族群間的交往有凝聚人心、增強族群整體生存能力的作用。在大的文明交往中，文化進一步加強了文明的自我認同和自覺意識。在某種程度上，向心性的文明認同有助于更好地實現社會秩序，但極端的認同則會影響對外的正常交流和文明借鑒。

規范社會行為

文化通過正向和負向兩個方向來規范社會行為，正向是通過社會價值標度和社會精神以及通過各種行為禮儀來引導，而負向則是通過構建各種社會禁忌和道德譴責體系來形成。

無論古今中外，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大量的社會禁忌行為體系，禁忌行為構成社會文化和行為規范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禁忌行為的范圍很廣，覆蓋從飲食、禮儀、婚俗、生產到商業、政治的各種領域。任何一個社會新個體往往都會先受到禁忌行為的訓練，如嬰兒從小就被禁止做某些事、外來的到訪者會被告誡哪些能做哪些千萬不能做。不同族群的人往往因為禁忌行為而互相識別，來自禁忌行為的沖突也往往形成了族群之間的文化沖突。因此，禁忌在文化體系中非常重要。

與政府規定的法律禁止不同，社會禁忌的來源非常廣泛，大體有三，第一種是來自官方的禁令，但與正式的刑罰不同，往往違反后以輕罪處罰，久而久之就成為普遍的社會習慣。古代中國就有春天禁止伐木捕獵的規定，如大禹規定“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久而久之就成為了文化習慣。第二種來自宗教，西方國家在近現代以前長期為宗教國家，因此宗教禁律就逐漸成為文化習俗，無論是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都在飲食、婚俗、生活、交際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禁止性規定。第三種是民間自發形成的，其中蘊含著大量的生活經驗，在今天來看既有科學成分又有迷信成分，如對某些諧音的避諱、生活社交飲食禁忌等。

可以看到，在正向價值引導和負向禁忌的共同作用下，文化通過對每一個個體的影響構建了社會行為規范系統，從而深刻地影響到了社會行為。

從文化對于治理的三重作用可以發現，文化對于公共治理的完成而言可謂極其重要。任何一種有效公共治理的實現，都必須考慮文化要素，因為文化是深刻地印刻進每一個個體的隱含的價值與規范體系，且影響到了社會中每一個公民的狀態。有效公共治理的實施，必須尊重文化、引導文化、建立文化。

（原標題：有效公共治理的實施，必須尊重文化、引導文化、建立文化—— 文化對公共治理的三重作用）

流程編輯：U016

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