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晚明到清初，既是一個風雨飄搖的時代，又是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這個時代，一場反對儒教綱常倫理的啟蒙思潮正在興起，這種思潮所帶來的不僅僅是對人性的反思，甚至還有對皇權體制的質疑。從晚明到清初，既是一個追求個人生活和自由的時代，又是一個異彩紛呈的有趣的時代：這個時代盛產才子，創造力爆棚，文化高度發達，卻沒有相應的社會制度來配套。以至文人才子大多命運多舛，身不由己，滿腹才華卻無用武之地，英雄失路，托足無門，只能浪蕩江湖載酒行，在自己的心靈中自我放逐。尤其是在江山飄零之際，他們更是人如飄蓬，時時行走在死亡的邊緣，生命岌岌可危，顯示出個體生命的無奈與渺小。但是，毫無疑問，他們每個人都曾經真正地活過，活得天馬行空，活得肆無忌憚，不僅活得瀟灑，活得精彩，而且活出了個性，活出了自己。

那么，時逢末世，那些象征著時代精神的文人才子們都在做什么？易代之際，他們有著怎樣的個人選擇和命運？他們的個人選擇會對歷史的走向產生怎樣的影響？他們的個人命運與歷史的進程有著怎樣的關系？《明末清初的才子們》即選取了從晚明到清初的27位才子，分別從“畸人”“戰士”“玩家”“降者”四個角度，觀察他們各自不同的人生際遇和選擇。作者并不僅僅單純講述這些文人才子的人生故事，更試圖詮釋他們內在的精神氣質和人文情懷，進而通過他們命運沉浮的生存啟示，解讀從晚明到清初的社會變遷，勾勒出明清易代之際的時代樣貌。

《明末清初的才子們》

(資料圖片)

王 淼 著

中國文史出版社

2023年6月出版

>>內文選讀：

他們點綴了時代的星空

歷史進入明代中后期，無論從政治的層面，還是從文化的層面，都在發生著悄悄的潛變——盡管朱明王朝在專制極權方面無所不用其極，但到了明代中后期，隨著王陽明心學的傳播，商品經濟的萌芽，市集繁榮，市民階層崛起，以及由此衍生出的通俗文學的濫觴和出版業的繁榮等等各種因素，城市文化日漸發達，乃至“情教”勃興，“理教”式微，禮崩樂壞，王綱解紐，思想趨向多元，已經成為一個無法阻遏的事實。

一切都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的來臨，新的思想，新的意識，新的觀念，逐漸滲入古老的社會肌體。一場反對儒教綱常倫理的啟蒙思潮正在興起，這種思潮所帶來的不僅僅是對人性的反思，甚至還有對皇權體制的質疑。晚明同時又是一個盛產才子的時代，而得風氣之先的也正是那些走在時代前列的才子們，他們或者在思想方面超人一等，或者在藝術方面勝人一籌，他們是先知先覺者，引領著一個時代的精神走向和風雅時尚。因為思想過于超前，他們往往與自己所處的時代格格不入，甚至成為時人的眼中釘與肉中刺，但他們從不甘于被洗腦的命運，總是想活得更明白、更自由、更富有人的尊嚴——以唐寅、徐渭等人為發端，到李贄、湯顯祖等人將晚明啟蒙思潮推向高潮，直至黃宗羲、王夫之等人的學說最終成為空谷絕響，之于他們的時代，他們經歷的其實是一場從貌合神離到離經叛道的蛻變。

明朝的覆亡自然有著很多原因，明末文人文秉認為：“逆珰余孽，但知力護殘局，不復顧國家大計；即廢籍諸公，亦閱歷久而情面深，無復有贊皇魏公其人者。”清代的乾隆皇帝認為：“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啟時閹宦之專橫，大臣志在祿位金錢，百官專務鉆營阿諛。”而崇禎皇帝本人則從不把自己看作昏君，他認為自己雖然才德微薄，觸怒上天，但這都是大臣之過，他自己并沒有做錯什么。這些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沒有觸及根本，究竟是不是昏君，自然不是崇禎皇帝自己說了算，閹禍，黨爭，內憂，外患，對于貫穿了大明王朝276年的歷史來說，卻都是一些看得見的事實。總之，時間到了晚明，歷史已經進入一個死胡同，誠如李潔非教授所形容的那樣，當歷史的黑暗積累得太久時，就能夠生成一種自我毀滅的能量，而所有外部的推動，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如果單從文化的層面來講，明清易代屬落后文化取代先進文化，無疑是一次文化的倒退。雖然明朝的統治已經腐敗透頂，但晚明啟蒙思潮卻帶來了一次歷史性的轉機，彼時的中國已經處于文化大變革與大覺醒的前夜，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與西方世界同步，已有即將進入近代社會的先兆。滿清取代朱明自有某種偶然的因素在內，卻畢竟成為事實，滿清立國之后仍然沿襲朱明舊制，在思想意識方面則更趨保守，尤其是大興“文字獄”，對意識形態進行嚴酷整肅，不僅使晚明啟蒙思潮遭到絞殺，晚明時期的個性覺醒和自由精神，亦最終被滌蕩一空。而明末清初的文人也經歷了良知與情感的苦苦掙扎，對于他們，是說話，還是保命，成為一個艱難的選擇。以是，清代樸學興起，考據之風大盛，當文人士大夫紛紛鉆進故紙堆時，整個社會萬馬齊喑，死氣沉沉，再也不復有開放的胸懷與包容的氣象。

從晚明到清初既是一個風雨飄搖的多事之秋，又是一個異彩紛呈的有趣時代。魯迅先生所謂：“紅腫之際，艷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或可用來形容這個相互沖突與矛盾的時代。注目這一時代，我既常常感到迷惑與不解，也會被一些人物所深深感動，諸如唐伯虎的詩酒風流，徐文長的佯狂瘋癲，張宗子的聲色犬馬，金圣嘆的靈心妙舌——之所以加上了唐寅和李贄等并不屬于明末清初的人物，是因為前者標志著晚明才子的正式登場，后者開啟了晚明的一縷文脈——生逢大時代，他們大多命運多舛，身不由己，滿腹才華卻無用武之地，英雄失路，托足無門，只能浪蕩江湖載酒行，在自己的心靈中自我放逐。尤其是在江山飄零之際，他們更是類如飄蓬，時時行走在死亡的邊緣，生命岌岌可危，顯示出個體生命的無奈與渺小。但是，毫無疑問，他們每個人都曾經真正地活過，活得天馬行空，活得肆無忌憚，不僅活得瀟灑，活得精彩，而且活出了個性，活出了自己。

在《明末清初的才子們》中，我選擇人物的標準是有趣，他們首先是對于時代風氣頗有影響的人物，都具有引領時代風潮的氣質；他們都有一定的懷疑精神和原創能力，拒絕隨聲附和、人云亦云；他們都有個人的癖好，對人與物抱有深情厚意；他們都有真性情，具有特立獨行的鮮明個性。我寫到的每個人物都稱得上風華絕代，雖然他們的現實境遇、以及他們之于時代所起到的作用各有不同，但他們點綴了時代的星空，讓他們的時代更加迷人，卻不容置疑——我寫作這些文章的目的，即是試圖與這些有趣的靈魂對話，并以這些人物為線索，勾勒出明清易代之際的時代樣貌，并通過這些才子們不同的個人選擇，解讀從晚明到清初的時代變遷：從晚明的多元文化到清初的政治大一統，獨立思考逐漸喪失存在的空間；從唐寅、徐渭到李漁、袁枚，思想深度呈一條拋物線的形式逐漸遞減，古代中國終于錯過了寶貴的轉型機遇，又一次墜入黑暗的空間。

我一直以為，作為歷史的一個環節，晚明與清初之間存在的不僅是時間的過渡，一定還有某種更深刻的聯系，而通過解讀明末清初的才子，或許就能夠更加清晰地看出這種聯系。比如，徐霞客的出現意味著由士而仕已不是文人唯一的選擇，文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安排生活，他們不再安于政治社會的既有框架；比如，馮夢龍的出現意味著俗文學的高度發達，求“情”與求“真”，成為晚明士大夫執著的文學追求；比如，李漁的出現親身踐行了李贄的思想，意味著對好色與好貨的肯定，即便在謀生方面，文人也擁有了更多的選擇；比如，尤侗的出現意味著大一統社會文人格局的促狹，生活的精致無法遮掩思想的貧乏……如此等等，從中均能看出社會的風氣與時代的風向。

明末清初是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這個時代既有傳奇的人物，也有傳奇的故事。我從十幾年前開始關注這些人物和故事，雖然時光匆匆，歲月變遷，但我對這些人物的崇敬和對這些故事的關注之心卻從未稍減。我也一直意欲以自己的文字走進那個斑斕紛呈、自由活潑的時代，見他們所見，思他們所思，感他們所感，并將他們的故事形諸筆墨——因為才疏學淺，我自然無法表達出這些人物的風度與故事的精彩于萬一，但我還是不揣谫陋，寫下這些文章，之所以寫下它們，就是在追懷這些人物和故事的同時，寄托自己的心曲。（本文系《明末清初的才子們》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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