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題為《蕭紅入編課本的不幸遭遇》的文章在網絡上引發廣泛關注，文章認為教材改動蕭紅原作過多。有學者就此提出了“教材改編的邊界在哪”的問題。

入選教材的文章能不能修改?修改的原則是什么?大致上有如下幾種做法：適應社會政治變遷所作的語言修改，對個別科學性、知識性差錯所作的修改，為語言規范化而作的修改，為了降低難度而作的修改。判斷修改是否合適比較復雜，需要具體分析。

教材編者必然會關注所選文章的語言是否規范，而對語言是否規范的問題，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如郭沫若《天上的市街》，選入語文課本時被改為《天上的街市》，改動的理由是“市街”一詞不合乎北京口語的習慣，應該說“街市”。《天上的街市》這個題目用了幾十年，但這一改動是不是合適?筆者認為其實是有待商榷的。“市街”有兩義：一是城市中的街道，二是市鎮;而“街市”是購物的地方。《天上的市街》所寫的是牛郎織女在天街上的閑游，而不是購物，題目應該是“市街”，而不應該是“街市”。

有些修改，改動的文字沒有問題，但原文也沒什么錯。如《火燒云》的原文：“天空的云，從西邊一直燒到東邊，紅堂堂的，好像是天著了火。”修改后變成這樣：“天空的云從西邊一直燒到東邊，紅彤彤的，好像是天空著了火。”“紅彤彤”和“天空著了火”固然是規范的說法，但原文的“紅堂堂”與“天著了火”也沒有什么不當。

這些修改，似乎有一種傾向，就是讓作品的文字更普通化，是大多數人所說的話。但這樣的修改，實際上是把文章的語言改成近乎一個樣子，把語言表達上各有特色的文章，改成了“標準件”，這對學生的閱讀與寫作都是很不利的。學生閱讀時，所接觸的詞語都是“大路貨”，都是生活中聽到過無數次的。閱讀這樣的課文，學生很難有什么新奇感。

課文修改的這種“去個性化”，對學生寫作能力的提升也很不利。學生寫作能力的提升，主要途徑不是寫作知識的掌握，而是學習、模仿優秀的文章。學生所學的課文，自然是學生主要的模仿對象，若學生所學習的課文都失掉了鮮明的個性，他們又怎么能寫出富有個性的文章呢?而文章的個性，首先體現在語言上。

修改原文，有時是出于降低難度的考慮。這類修改，常常也把原文中富有形象性的文字改掉了。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老舍《北京的春節》的修改。原文中寫道：“這種粥是用各種的米，各種的豆，與各種的干果(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蓮子、花生米、葡萄干、菱角米……)熬成的。”課文修改后，變成：“粥是用各種米，各種豆，與各種干果熬成的。”其實，原文的這個地方恰恰是最不應該刪掉的。首先，老舍寫的“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蓮子、花生米、葡萄干、菱角米”能夠豐富學生知識。其次，字詞是學生認識世界的一種途徑，《北京的春節》寫到的這些干果名稱，正是讓學生由此對世界多有一份了解，改后的“各種米，各種豆，與各種干果”，等于什么都沒說。

所以如果非要用一句話說明教材改編有什么邊界，應該是以保留原作的生動性和豐富性為要旨，而不是將其單一化、抽象化。前者，正是我們為學生編寫語文教材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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